生活中，有太多中国父母都热衷于替自己的孩子规划未来的人生；有些父母甚至在子女成年之后，仍然忍不住对孩子的生活指手画脚。父母的这种对子女的支配和干预常常令中国的孩子苦不堪言，并因此而频频引发亲子冲突。相对而言，国外的孩子似乎很少感受到父母指手画脚的的干预，他们可以自由地勾勒和选择自己的人生而无须顾忌父母的感受。这是为什么呢？

造成这种中外不同的父母对待子女方式差异的因素，从心理学角度，大概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社会文化的不同。按照社会心理学家马库斯和北山忍(Markus & Kitayama)对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的划分，东亚社会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而欧美社会是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不同文化对个体的自我概念有着举足重轻的影响。相对而言，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其自我概念往往他人互相交融，彼此之间没有清晰的权利边界，而且会高估自己对他人生活所应当担负的责任。这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尤为突出。因此，中国作为东亚集体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其父母表现出对子女过度的责任感，觉得自己对哪怕是成年的子女的生活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总是忧心忡忡地为孩子规划着人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不仅中国，整个东亚社会，包括日、韩，父母都倾向于比个人主义文化下的欧美父母对子女的生活有更多的支配和干预，因为在东亚父母的概念里，孩子未来人生过得好不好，是自己理所当然应当承担的做父母的职责。　　其次，中国父母比日、韩父母也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替孩子规划人生，为孩子未来人生操心和担忧的倾向，这就不仅仅是东亚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而是跟中国社会的特异性有关。相比之下，日、韩在二战之后，比中国大陆更多的西化，与欧美文化的交融和互相影响更为深刻和普遍，他们社会的集体主义文化也掺杂了不少欧美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而中国大陆在二战后，特别是大陆沦陷后三十年与欧美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近三十年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上也从来对欧美文化和意识形态充满着警惕和抵制。因此，中国大陆社会相比日、韩有着更保持传统的前现代的集体主义文化因素。

不仅如此，中国大陆在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抹杀个人权利，强调集体主义，又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强化了具有极权色彩的集体主义特色。特别是，对许多60后以前的人群，他们已经习惯了结婚、离婚都需要单位允准的时代；为人父母后，他们像“单位”曾经对待他们那样对待自己的子女，也就自然而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换言之，中国大陆不仅继承了传统的东亚集体主义，而且习染了极权意识形态下的列宁式的集体主义，而在这种畸形的文化交织下社会化成长起来的父母，表现得比欧美，甚至日韩更为激进的对子女的支配和干预也就不难理解。　　除此之外，从心理学角度，一方面现时代的中国父母还很容易将自己的期望投射到孩子身上。这是因为中国缺乏自由的长期极权体制令每一个人，包括为人父母，都难以自由发展，稍有与众不同的主张就很容易受到压制甚至迫害，因此，有许多的中国大陆父母自己有着太多未竟的愿望，无法实现的理想和得不到满足的期望需要投射到自己孩子身上。

另一方面中国父母还很容易就将自己不安投射到孩子身上。一些年长的父母，在青年时代曾经经历过种种倒行逆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充满坎坷跌宕，因此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蹈自己的覆辙，对孩子的一些“离经叛道”的人生选择和思想言论更有多的担忧和干预。同时，现时代中国社会普遍道德沦丧，自然环境恶化，也使得一些父母由衷地希望自己孩子能移民出国，远离前途叵测的未来中国社会。

上述种种因素交织，就使得中国社会有那么多的父母总是想着替孩子规划人生。有些因素是文化塑造，有些因素是习惯使然，有些因素是情非得已。总之，在中国大陆，做孩子不易，做父母更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