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批判性思维尤为重要。所谓批判性思维，就是要对既有的观点或结论大胆质疑，对任何可以通过其它方式予以合乎逻辑的解释都应该持审慎的态度，而不能断然接受。但在生活中，大胆质疑与怀疑论之间常常模糊不清，后者也表现为对既然的观点和结论持怀疑和批判性的态度。那么，如何区分此二者？或者，什么样的质疑是合理且正当的？

从方法学的角度，任何科学结论的得出或质疑，都应该遵循同样的标准。科学结论与其它非科学结论的区别在于，科学必须基于逻辑和实证的依据来得出可以被质疑以及可能被证伪的结论。这里面的两个最重要的要素分别为：1、逻辑上必须自洽；2、有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那么，合理的质疑也必须基于这两个重要的要素，或者质疑逻辑是否自洽；或者质疑依据是否出于事实，以及事实是否能作为依据。特别地，当一个现象可以用更简单和更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推断，那么对其的质疑就是合理且正当的。

相对地，如果质疑不是基于逻辑，或事实，而是无理由或依据地对有事实和逻辑的结论或观点进行质疑，那就不具备合理性，而是蹈入不可知论或相对主义泥潭。

例如，以下面一个虚构的事例来说明怎样的质疑是合理且正当的。

假设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一个掌握了对权力者具有威胁性机密的囚犯，突然离奇地死亡在监狱中。假如官方宣称其为突然病故，并火速进行火化。那么，是否该质疑官方的结论呢？

首先，必须肯定官方的宣称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必须要经得起逻辑和事实的推敲。如果为真，那么官方就必须提供符合逻辑的情节，以及符合事实的依据来证明宣称是正确的，而对于掌握了权力资源的官方来说，要提供经得起推敲的细节和依据轻而易举。

由于权力者事实上从囚犯的突然“病故”中是获益者，因此，公布细节和支撑结论的事实依据就必不可少。只要有符合逻辑的细节以及支撑这些细节的依据构成排他性的解释链，那么，官方的公布结论就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没有提供支撑结论的事实依据，也无法构成排他性的解释链，那么官方的结论就值得质疑。从逻辑上，为了杜绝后患，权力者可能假任何可能的方式来杀害囚犯。所以要排除这种逻辑上完全可能的假设，就必须提供死者的尸检报告，而且应当由独立第三方来完成尸检，以确保囚犯是病故，而不是因为种种原因而被谋杀。

如果官方只公布病故的结论，并迅速火化遗体，那么就意味着无法验证死者到底是否真的是病故。这时不仅逻辑上有可能不是病故，而且事实上也支持和坐实了质疑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相对地，如果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发生同样的情况，一个对权力者有威胁的囚犯离奇死亡，官方宣布时因为病故，同时提供了详细的病故细节，包括监禁期间历次的健康记录以及医疗档案，以证明病故在医学上具有可能性。为了证明官方结论的正确性，独立的调查小组对死者，以及监狱囚禁情况进行不受干扰的独立调查，包括尸检、对同牢犯、狱警的访谈。有必要的情况下，由于死者身份特殊，对权力者有利益相关，那么可以组织具有制衡权力的听证会对权力者，以及责任人（监狱长、值班狱警）进行全面的质询，然后独立小组证实了官方的结论是可靠的。这时，如果罔顾整个调查程序和提供的可查询的事实依据而仍然不接受结论，持怀疑态度，那就不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

据此，可以从上述假设的例子中不难得出，只有在既然观点或结论在逻辑上不能排他，或者缺乏事实作为支撑时，质疑才是合理的。而如果既然的观点或结论在逻辑上自洽，且有依据合理地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并且有充分的事实作为支撑观点或结论的依据，那么就应当理性地接受结论。

但是，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质疑仅仅是对既然的观点或结论表示不可接受，并不意味着其他符合逻辑的猜测或推断就是更正确的。当既没有依据表明既然的观点或结论正确，也没有事实依据表明其他的观点和结论正确，那么正确的态度是拒绝接受既然的观点和结论，而不能假设任何其他的观点和结论更正确。　

不仅在生活事件中如此，在心理学学理上也同样如此。例如，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里面认为倾慕年长女性的男孩是因为“恋母情结”在作祟，这个结论有可能正确，但也完全有可能错误，因为抛弃“恋母情结”这个概念也可以解释男孩倾慕年长女性的现象。因此，对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结论当然就应该质疑。但是，没有任何可资重复的实证依据表明“恋母情结”的存在；这时正确的态度是“没有依据表明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正确的”而不是“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错的”，因为后者需要有足够的依据证伪精神分析的结论，而精神分析体系恰好具有不可证伪性。

同理，没有任何依据表明外星人存在，而不是得出结论外星人不存在。没有任何依据表明转基因农作物有危害，而不是转基因农作物没有危害。事实上，外星人的存在从逻辑上完全具备可能性，但迄今缺乏事实的依据；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不比任何自然作物差，因为自然作物业也不能避免对人类的潜在危害。

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但我们不知道事实是什么。从来都如此。